页岩气改变世界能源格局 技术革命带来能源自信
一位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党的全面领导的大一统不同于君主专制的大一统，人民共和的大一统不同于王霸的大一统。共产主义社会是远大理想，每个人都按照共产主义道德才能实现。
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120] 柯华庆：《试论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载于《远望》2019年11-12月号。[25]中华法系传统就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91] 陈弘毅：《对古代法家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载于《法治现代化研究》第八卷，2002年。
[84] 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9页。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曾经GDP长期排名世界第二、亚洲四小龙的GDP排名也不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突飞猛进的背景下，有些学者可能在中华法系已经解体的认知之下又觉得中华旧法系的某些特征在东亚文明圈还有影响，于是提出了东亚法系的新概念。
2020年开始，党内规范性文件已经被党的规范性文件所替代，再一次说明了党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99]道德与法律并非永恒不变，不同政治经济社会下的道德和法律有别。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只是强调中国主体性，中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强调主体性，而且强调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传承，中华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吸收是儒家重视德治的传统。有代表性的有薛祀光、李次山、程树德、陈顾远、杨鸿烈、居正等等。
先秦法家是主权在君的主张者，先秦儒家则主张主权在天[81]。与之相比，今日现行的其他法律体系只不过是孩童般而已。
汉武帝之后到明清，中国古代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设想了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被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是自我革新的党，党内法规必须具有灵活性，立法程序不能太复杂，否则就会有损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和自我革新的品格。因此，中华新法系赋予中国共产党更多权力的同时也赋予其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非特权。
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梁启超早在1904年发表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提出，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其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蚤于我，而久已中绝。法治同样需要回到现实的道德性，现实中的人与人的道德层次是不同的，不能像中国先秦法家和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家一样主张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法律。[121] 《礼记》，胡平生 张萌 译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19-322页。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然而，儒家思想所蕴含的道德至上和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基因，在中华新法系中表现为中华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道德至上和党规国法一体化。
于是，秦帝国仅仅十五年就灭亡了。2.2王霸大一统政治与礼法并重 中华文明是大一统政治文明，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分裂的时期，但统一是常态，分裂是变态，分裂时期人们所追求的仍然是统一，可以说，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基因。
[17] 1.3 新中国法律学人对中华旧法系特征的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建设一度停滞，法治思维也一度缺失。邓小平的说法比较直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45] 《十三经注疏》第15册《礼记（四）》，阮元校刻，方向东点校，中华书局，第2841页。[59] 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2-345页。中共中央2001年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2019年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及2015年，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层面总结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孟子的人性观是向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之后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下一次的领导立法，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始终处于领导地位。[16] 居正：《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范忠信等选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94页。
2019年修订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三条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礼治本身就是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之治：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汉书·公孙弘传》）。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3.1 特定时代的特征 我们所总结的中华旧法系六大特征中，有四个特征是特定时代所产生的，因而不可能成为中华法系的基因在中华新法系中延续。
博曼认为，要解决这一困难，需要发展一种整合了世界主义理念的共和主义法治观，即在共和政体内部设计一种制度秩序，使其不仅可以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法律身份，而且能提供一组至少可以保护个人跨国行为的自由权利。尽管现在人们都使用中华法系而非中国法系，但最初提出时通常是叫做中国法系，我们首先有必要正名。[85] 儒家和法家之所以有不同的主张，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不同，由此也就得出不同的治理方式。人民共和政治要想引领世界，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42]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5页。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包括四条：第一条 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3页。即使是西周模式的大一统，周人的实力至少也必须大于任何大的族群，否则就做不到大国畏其力，强大的政治权力是大一统的前提。
我们认识到阻碍中华社会主义新法系建立的障碍后，就可以有意识地进行突破。我们在清朝后期就开始抛弃两千多年的中华旧法系，民国时期也曾经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进行法律变革，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是法律虚无主义，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全面拥抱西方资本主义法治，2014年后前所未有地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
在王霸大一统中，皇帝自然希望世世代代统治，然而，与他联合的官僚并非与皇帝一条心。新陈代谢之所以是新陈代谢，一方面是生命体的变化，从幼年到青年到晚年，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同的，而且生命体能够通过交配延续下一代。党员干部和党员领导干部首先都是公民，以公职人员身份存在于国家政权之中，所以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带头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强大的政治权力使得任何其他力量都无法挑战，此时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苛捐杂税和严刑峻法。
法律人津津乐道的英国大宪章仅仅是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协议而已。只有屈民而伸君，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
穗积陈重宣称中国法系已经解体，日本法律面临着被淘汰的威胁，所以日本应该学习西方法律，这也是当时日本脱亚入欧普遍思想在法学界的反映。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第一，中华法系就是封建主义法系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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